作者 | 智谷产业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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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资撤退，把高端餐饮的根抽走了

高端餐饮，正在雪崩。

近日，曾被《纽约时报》评选为“世界十大美食餐厅”的鼎泰丰，宣布要在10月31日前陆续关闭在中国的14家门店。

鼎泰丰目标客群是月薪10万左右的高净值人士，它家6个一笼的黑松露小笼包卖130块左右，有“美食中的LV”美誉。

鼎泰丰的突然倒闭，不是孤例，去年以来，高端餐饮的大逃杀一直在上演：

被王嘉尔、周扬青等明星打卡过，红极一时的餐厅KOR Shanghai，此前宣布歇业了；

七夕刚过，人均1580元，位于外滩十八号的高端餐厅L'Atelier 18，开业才半年多就突然闭店了；

曾被称为“上海最难预约餐厅”，平均880元/位的上海JEJU餐厅，则在去年闭店；

……

红餐大数据显示，从去年5月到今年7月，上海人均客单价在500元以上的餐饮店减少了1400多家。

高端餐饮跌倒，便宜外卖吃饱。

美团交出了最赚钱的一个季度报。其二季度营收822.5亿元，同比增长21%；经调整后净利润为136亿元，同比大增77.6%。与餐饮商家相关的佣金收入和在线营销服务，上半年分别增长23.7%和25.8%。

被誉为餐饮“拼多多”的“拼好饭”业务，在第二季度表现尤为强劲，单日订单量峰值再创新高，突破800万单。而在Q1还只是近500万单。

“拼好饭”是穷鬼们的快乐餐，一份饭10块钱左右，主打薄利多销。

当然，高端餐饮流失那批人，并不是爱上“拼好饭”那批人。

过去，北京上海等城市高端餐饮的消费主力之一是老外，有媒体提到中国台湾电视新闻报道，鼎泰丰今年1-7月份，华北14家门店初估亏损达到4480万元，大约四成的外企客人没有回流。

去年1-6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出现了近几年来首次同比下降2.7%，至今已连续出现13个月下滑。外资的撤退，将高端餐饮的“根”抽走了一半。

而宏观大环境的变化，富裕家庭财富缩水，又伤及高端餐饮另一半“根”。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，中国拥有600万资产的“富裕家庭”减少0.8%至514万户，有600万资产的“富裕家庭”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.6%。

毛利率高达25%，谁还说赛力斯分不到钱？

从华为那里拿回“问界”商标的赛力斯，公布了一个史上最好业绩。

25日，赛力斯披露2024年半年报，数据显示，报告期内公司营收650.44亿元，同比大增489.58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.25亿元，实现扭亏为盈。第二季度单季度营收384.84亿元，同比增长547.69%，环比增长44.89%；归母净利润14.05亿元，同比增长298.36%和539.94%。

高营收、高利润、高增速体现了赛力斯的高成长性。

毛利率方面，赛力斯毛利率高达27.47%，横扫理想、特斯拉、小米等一众同行。

高毛利率背后，都是华为的功劳。资本开支方面，赛力斯最大的费用支出不是研发，而是广告宣传、形象店建设以及服务费支出，高达82.5亿元。

具体来看，上半年，赛力斯的研发支出只有28.27亿。同期内，理想研发费用60.76亿，极氪为45.3亿元。赛力斯之所以在研发上不怎么费力气，是因为研发大头都外包给了华为。以问界系列为例，核心三电系统、智驾、智能座舱、激光雷达和车机芯片均由华为提供，赛力斯的主要工作是生产和售后。

事实上，不仅技术外包，赛力斯的销售及宣发，很大一部分也外包给了华为。约等于“甩手掌柜”的赛力斯，在华为的卖力吆喝和技术支持下，默默在背后数起了钱。

当然，华为也不是做公益。赛力斯每卖出一辆问界汽车，就需要支付给华为车BU3.67万元的技术费用。只是这个价格在绝对强悍的技术支持面前，不能不说实在是良心价。总的来说，和华为深度合作之下，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赚钱，三年就扭亏为盈的赛力斯，速度已经让其他车企望尘莫及了。

17家A股白酒企业半年报：还是赚钱的居多

截至8月29日，已有17家A股白酒企业披露了2024年半年报。其中，营收、净利双增的有12家，占比约71%；4家营收、净利双双下滑；1家出现亏损。整体呈现出“增速放缓、分化加剧的特点”。

中国酒业协会近日发布的《2024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告》显示，2024年白酒行业复苏态势较弱，存量竞争格局下，八成企业表示市场遇冷。

即便是头部酒企，增速也已出现明显放缓。比如山西汾酒，上半年实现营收227.46亿元，净利润84.1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19.65%和24.27%，然而去年，这一增速分别为23.98%和35%。

增速显著放缓的同时，是销售费用的显著增长。在这17家酒企中，13家销售费用同比出现显著增长。比如天佑德酒，销售费用同比增长21.6%。

在行业进入深度调整的当下，已经建立起牢固品牌认知度的头部酒企，相对而言不太依靠销售费用的加码，而地方酒企由于规模和业绩相差甚远，只能通过加大销售费用的投入，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。而这在无形之中其实进一步拉大了酒企间的差距。

另一方面，是合同负债的变化。

合同负债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经销商向企业的打款意愿，并能体现出经销商的市场预期态度。

上海证券报梳理发现，有12家合同负债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。且部分酒企下滑幅度较大，比如今世缘上半年的合同负债为6.27亿元，较去年末减少约74%。

对此，今世缘表示公司在践行“厂商命运共同体”理念，不再要求经销商在正常订单以外预交货款。

其他酒企在今年上半年也做出了类似决策，比如习酒就暂停了向经销商压货，舍得也主动“控量稳价”。

只是白酒行业的库存压力还将持续，行业格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，尚需时间观察。

英伟达股价大跳水，AI泡沫要来了吗？

业绩超预期，股票却大跳水，英伟达怎么得罪了华尔街？

美东时间周三美股盘后，英伟达公布了2025财年第二季度财报。数据显示，报告期内英伟达总收入同比增长122%至300.4亿美元，高于华尔街预期的287亿美元，创下公司单季度营收的历史新高；净利润同比增长高达168%至166亿美元。其中，最重要的数据中心业务营收262.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54%，同样超过华尔街预期的250亿美元。

明明业绩表现一骑绝尘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财报发布后，英伟达股价大跳水，跌幅最高达到8.85%，一夜间蒸发了2000多亿美元。

投资者不买账的原因主要是两个。

第一，英伟达在今年3月GTC大会上发布的地表最强芯片Blackwell，量产上遇到了瓶颈。此前，Information报道，8月初的几周，台积电工程师在为Blackwell芯片量产做准备时，才发现设计上的缺陷。新发布的GB200由2个Blackwell GPU和1个Grace CPU组成，而问题就出在连接2个Blackwell GPU的关键电路上。

针对这一问题，英伟达CFO Colette Kress表示：“公司已经向合作伙伴和客户发送Blackwell样品，但需要对Blackwell芯片的掩膜做出改变来提高生产良率”。这侧面承认了Blackwell的问题，并且没有正面回复，原定今年三季度上市的目标能否实现。

第二，华尔街越来越担心，支撑英伟达奇迹业绩的人工智能，究竟是不是泡沫一场。微软CFO艾米·胡德曾说：“（购买英伟达芯片）对于AI是至关重要的，但可能需要15年乃至更漫长的岁月才能收到回报”。

虎嗅APP的报道里也指出，红杉资本的分析师大卫·卡恩在报告中说明，AI产业泡沫加剧，年产值超过6000亿美元，才够支付数据中心、加速GPU卡等AI基础设施费用。然而，将所有AI公司的年收入加起来，却依然存在5000亿美元的巨大缺口。

一边是黄仁勋多次扬言“投资Hopper或Blackwell能带来快速回报”，一边是下游应用商天价的资本开支和动辄15年的回报周期，这场产业“泡沫”里，英伟达才是最大的、甚至是唯一的受益者。

当然，换个角度来看，至少目前来说，人工智能的宏伟叙事还没被戳破，市场依旧会有资源和资金流入，或许也能带动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继续向成熟阶段进化。

欧洲经济前路：是滞涨，也是黄金时代的前奏

欧洲，走到了决定未来十年经济走向的关键十字路口。

这是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·斯彭斯在上周三的一片评论文章中表达的观点，他认为欧洲的创新能力不足和生产力低下等问题，将使经济陷入漫长低谷。

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，但局势其实比想象中乐观不少，原因有三：

首先，欧洲经济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。尽管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08年，美国和欧元区的GDP基本持平，现在，美国经济的规模超过欧元区约75%。

但你不能忽视过去16年里汇率波动对这些数字的影响。经过购买力调整后，过去20年欧盟的经济产值仅比美国落后4%。

其次，欧洲在创新层面其实具备相当明显的优势。他们拥有来自知名高校的本地人才，以及为承担风险的创业者提供必要经济保障的社会保障系统等。

简而言之，欧洲并非缺乏创新能力，只是这种创新能力无法落到经济发展的实处。这归因于已经去中心化的研发领域获得的支持不足、缺乏算力等关键基础设施、以及可用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相对有限等。

如能解决这些问题，欧洲的创新能力将呈现井喷式的落地。

最后，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撑点正在经历一次巨大转变，“巨头神话”正在成为过去式。

你能看到很多例证：“白色巨人”东芝解体退市、广汽集团裁员、IBM退出中国等。

它反映的其实是在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技术的蓬勃发展之下，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力需求下降，社会分工大转型。经济发展的支撑点正在更多的偏向中小企业——时至今日，它们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%、为全球提供了70%的就业岗位，还贡献了全球50%的国内生产总值。

更何况相对大厂，他们有更加明显的优势——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体量要求更加轻量。

而欧洲逆向的人口红利（人口增长持续坍缩、人口总体规模和密度相对较小）、平均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分层，都意味着在未来产业转型过程中，都有更加灵活的可能性。

比如法国央行统计的数据显示，在今年上半年，大型企业倒闭数量同比增加46.5%，而中小企业增幅为25%，显著低于前者。

相比之下，中美两国想要完好无损地通过这次转型并不容易。对中国来说，围绕国企转的市场不会影响“新的来”，但会延缓“旧的去”；对美国而言，紧张的竞争环境会进一步刺激其对大厂的依赖，从而压制转型期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。例如今年上半年，美国有6276家企业申请破产，同比猛涨37.8%。

当然，欧洲要实现这一蓝图，也绝不容易。

首先，这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对“技术封建主义”的反对上，认为解体的大资本不会更加廉价的奴役市场，而这需要政府非常恰当的宏观调控能力。

其次，欧洲自身必须具备新经济愿景和敢于变革的决心，否则创新能力不足的传统工业部门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，而具备创新力的人才将不可避免地移民向其他国家。